庾信（513～581）南北朝文学家。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梁代诗人庾肩吾之子。他早年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随同庾肩吾及徐、徐陵父子出入宫禁，陪同太子萧纲（梁简文帝）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被称为徐庾体。他还曾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他因此被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诗歌成就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下做官，还被引为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因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在形式和技巧等方面比较讲究，而内容则不免贫乏。他那时的诗中也常有写景的佳句，如：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山池》）水流浮磬动，山喧双翟飞夏余花欲尽，秋近燕将稀（《入彭城馆》）等。他这一时期所写的抒情小赋如《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辞藻华美，刻画一些妇女的心理也较细致，但笔力纤弱。这些赋中用了大量五、七言句，如《春赋》起首四句为: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此赋末段也属这类句子，这些小赋和初唐歌行相似，在梁中叶以后的文人作品中，他的这些诗赋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还有一些诗则用典过多，缺乏真情实感。如《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一诗，虽仅八句，共用四个典故，而其他各句，也多化用前人作品句意。庾信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但仍保持着喜用典故和注意对仗的特点，这是当时文风及他个人习惯使然，同时便于他在那种处境下吐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他诗歌的代表作《拟咏怀》27首，虽属模拟阮籍，实则全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其中第三俎豆非所习、第四楚材称晋用两首，差不多每句都有出处，当是因为作者的思想不宜直言，只能用比兴或咏史手法来写。第三首的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显然是倾诉自己迫于事势而不得不羁留长安的悲愁第四首的寓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然忆相韩，则流露了乡关之思和对梁朝的留恋。第十一首摇落秋为气、十二首周王逢郑忿也较有名。如：古狱饶冤气，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问，微兮不忍言，是哀悼江陵陷落时被杀的官员和军民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既悲叹萧绎的败亡，也流露出对自己遭遇的愤懑。庾信在创作这组诗的时候，为了避免触犯北周政权而采用了较为隐晦曲折的手法。这和当时一些人单纯追求辞藻而竞须新事有所不同。所以这组诗用典虽多，仍使人感到真挚而不至晦涩平板。他的《和张侍中述怀》自称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渴望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奉和永丰殿下言志》中的第八首甚至说：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这些诗句不但真切地吐露了内心的痛苦，而且流露出对北周统治者的不满。他的乐府歌行，也常常使用比兴手法自悲身世。如《怨歌行》写远嫁长安的金陵女子回头望乡落泪，不知何处天边，显然是自喻。《杨柳歌》写得比较隐晦，据清人吴兆宜说：此篇多寓言，似为江陵之而作，从诗中百年霜露奄离披，一旦功名不可为，定是怀王作计误，无事翻复用张仪等句看来，此说似可信从。杜甫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曾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确，庾信到北方以后的诗显得苍劲和沉郁，诗歌风格的变化，既与他在北方所作的诗中多身世之叹有关，也和他经历战乱及对北方景物有较深的感受有关。如《郊行值雪》写北方的冬景，以寒关日欲暮，披雪渡河梁作结，颇有悲凉之气《望野》写战乱后景象：有城仍旧县，无树即新村，虽很含蓄，但是把城乡残破之状写得很传神。他的《燕歌行》写围城中孤军苦战《同卢记室从军》写北周齐王宪平北齐的战绩，都很真实而有气势。他还有一些诗句也写得清新可喜，对唐人五律有深刻影响。如寒沙两岸白，猎火一山红（《上益州上柱国赵王》）野戍孤烟起，春山百鸟啼（《至老子庙应诏》）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舟中望月》）等。所以明代张溥说: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庾开府集题辞》）庾信赠别友人的小诗往往写得亲切动人，很少用典。为历来读者所喜爱。如《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还有《寄徐陵》、《和侃法师三绝》、《重别周尚书二首》等，都很著名。明人胡应麟《诗薮》评庾诗：五言小诗，特有佳者，合处往往类盛唐。（《杂编》卷三）这些诗虽然有时平仄不调，但已开五言绝句的先河。庾信到北方后也写过一些内容不甚健康的诗，如《和赵王看妓》等。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应制之作及郊庙歌诗，可取之处不多。辞赋成就庾信在辞赋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其中《枯树赋》纯用比兴手法，以树木自比，如用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等拟人化的描写，引出自己身世飘零的感慨，慷慨悲凉，富于感染力。《小园赋》和《伤心赋》亦自伤身世之作。《小园赋》，偏重写景，其中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诸句平易如口语，在庾信辞赋中别具一格。《伤心赋》偏重于倾诉个人不幸，有助于了解作者的生平。他还有些赋艺术价值不如上述几篇。但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影响，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二句，是唐王勃《滕王阁序》中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所本。著名的《哀江南赋》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和依恋之情。他在赋的前半，竭力渲染梁初的表面繁荣，对梁武帝不无溢美之辞。然而他也清醒地看出梁武帝及其大臣们一味崇尚玄虚，不顾现实中的危机：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赋中对梁朝君臣纵容姑息侯景并在叛乱发生后继续采取错误的对策作了批评。他对那些掌握兵权的皇族不顾国难、互相火并的行径加以痛斥，特别对萧绎的忌刻和残忍作了尖锐的揭露：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并指出萧绎在平侯景乱后又专力于翦除异己：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目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终于自取灭亡。赋中还写到江陵陷落后军民惨遭杀掠的情况：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这些人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许多人家骨肉离散：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有的人被迫流落他乡，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至于在战乱中被杀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象这样生动而真实地描写重大政治事件而又深深浸透着作者的故国之思及对乱离中人民的同情的辞赋，确实很少见。这是此赋历来为人们称道的主要原因。骈文及其他庾信是南北朝骈文大家，与徐陵齐名，而论者大抵以为庾高于徐。他的文风以讲究对仗和几乎处处用典为特征，与徐陵有相似之处。庾信的骈文全是到长安后作，多为应用文字，但常有抒情性和文学意味，还有一些对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较大价值。最为人传诵的是《哀江南赋序》。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其中日暮途远，人间何世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诸句，虽有些字句在语法上略见小疵，曾遭人讥议，然而笔端富于感情，很是感人。另外，他的《贺平邺都表》中提到二十八宿，止余吴越一星千二百国，裁漏麟洲小水，表示希望周武帝宇文邕统一中国。这说明他之所以依恋江南，除了传统的忠君意识外，主要还是乡关之思。庾信的《拟连珠》均是优美的骈体短文，其中如是以楚堑既填，游鱼无托吴宫已火，归燕何巢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然流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都是借典故以自叹身世。他哀悼由梁入周的萧永，作《思旧铭》，有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等语，简直是呼天抢地，十分沉痛。历来论者，往往推崇庾信为六朝首屈一指的骈文家，这是由于他善于运用典故，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毫无生硬之感。但由于用典过多，又刻意求对，也不免出现一些欠通顺之句，曾为金王若虚等人指责。然而他有时用典却属于暗喻，如《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写道宣帝宇文杀宇文宪时说：季友之亡，鲁可知矣齐丧子雅，姜其危哉，借《左传》中两个典故，指出北周王室骨肉相残，屠戮贤臣，还预见到北周灭亡的征兆。象这样用典，则无可非议。庾信的文集据宇文所作的序言说原有2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1卷，其中可能有一卷是目录，今存《庾子山集》已非宇文作序和《隋志》所著录的本子，而是后人搜辑遗文重编。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讲到明有汪刊本，共12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6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庾信集较早的注释本是清代吴兆宜所注10卷本。稍后有倪注本16卷。---庾信和他的创作道路陈洪宜庾信生活于南北朝后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创作道路。当时，我们的国家饱受三百年分裂动荡之苦，正处于新的统一的前夜。他历史地、艺术地记录了亲身经历的那个多事之秋，描述了当时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辛酸。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善于综合前代与当代南北作家的艺术成就，敢于突破业已形成的艺术藩篱，使自己的诗赋创作，成为南北朝文学的终结，隋唐文学的先声。公元513年，庾信出生于荆州江陵的一个门阀之家。他的父亲庚肩吾，擅长于写诗。幼年的庾信，接受着门阀家庭传统的文化教育，十五岁进入萧梁宫庭，为皇子们当伴读、抄撰。萧氏兄弟，都主张文学创作跟经史分家，萧纲更以操笔写志吟咏情性相号召，反对把文章写成经典书抄或道德说教。这在当时条件下，倒也不失为一个包含有某种真理性的文艺主张，而他本人的创作则伤于轻艳，被称为宫体。庾信在萧纲等人并不高尚的美学理想熏染下，沿着父辈的脚迹，把年轻人的精力与才华，倾注在观察和摹写诸如宫女与春花之类的事物上。他写早春时节：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春赋》）。写游春仕女：钗朵多而讶重，鬟髻高而畏风，（同前）。写晨起梳妆：朝光晃眼，早风吹面，鬓齐故略，眉平犹剃（《镜赋》）。状情摹态，称得上细腻逼真，轻辞巧制，也很合贵族文人与宫庭仕女的口味。一时蜚声文坛，和徐陵的创作一起，被号为徐庾体。他们把晋宋以来文字讲究词藻、用典，永明以降，诗赋讲究对偶、音律的风气推衍开来，艺术地统一于同一种风格之中，这就加快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律化进程。然而，青年庾信，还不能赋予这一切以正确的方向和有价值的社会内容，他的生活天地与思想情操太偏狭了。他从未处理过实际政务，只是往返于萧衍父子的经筵酒席，对宫墙外的社会现实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实际内容。公元548年秋，反复无常的军阀侯景发动武装叛乱。沉溺于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萧梁政权，被抛入血与火的深渊之中。仓促间接手国事的萧纲，慌忙凑集宫中文武侍从千余人，命时任东宫学士的庾信率领，前去扼守城南秦淮河边的朱雀航。庾信来到前沿，见叛军来势汹汹，已是惊惶不已。恰巧对岸射来一箭，正中门柱，他惊得手中甘蔗应弦落地，连忙弃军而逃。侯景很快占领建康，控制了萧衍父子。叛军的烧杀屠掠，将一个拥有一百四十余万人口的繁华都会，化为瓦砾。庾信也失去二男一女，连父亲也逃散了，自己只好西奔江陵。他担惊受怕，吃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多，才辗转来到郢州地面。恰恰又碰上侯景率叛军攻占郢州，进逼荆州。他落帆藏船，东逃西窜。当时驻守荆州的湘东王萧绎，见侯景来逼，一改往常坐观时变的旧态，发重兵击败侯景，并任命萧诏为新任郢州刺史。战事结束，庾信惊魂稍定，去见萧诏。他以为早年曾与此人有过断袖之欢，今朝也会十分亲昵。不料却大受冷落，他愤然闹席而走。生活正逼迫他另寻道路。庾信踏上荆州的土地，发现这里的政治形势极为险恶。湘东王萧绎受命承制，理应平叛复国，却把全副力量用于火并兄弟子侄，甚而向西魏称藩，使自己沦为西魏的附庸。有人劝他加强对北方的防御，返都建康，他一概不听，反而卧砥柱而求安（《哀江南赋》）并戕害功臣，无故杀戮，弄得上下猜忌，人人自危。庾信先任御史中丞，后转右卫将军，却始终提心吊胆，生怕横遭谗害。此时此地，他萌发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看法。他惊呼见殷忧之方始，表示无情于禄仕（《哀江南赋》）。侯景之乱，撕碎了梁政权的升平帷幕，把种种腐败的社会现实，连同统治集团的昏愦愚昧，怯弱无能而又残忍刻忌的嘴脸，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庾信这才发现：萧梁政权原来是如此地不堪一击萧衍父子平素好佛论道，到头来竟是这般地自相残杀向称富庶强盛的荆扬地区，也经不住叛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事态的激变，使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他要追寻出萧梁政权迅速溃滥的历史因由。现实，在矫正着诗人。他不能满足于轻辞巧制了。他唱出了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的哀歌（《燕歌行》）。这，预示着他的创作道路，将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公元554年夏庾信奉梁元帝萧绎之命，出使长安。西魏权臣宇文泰一见子山，赐识如旧（《文苑英华庾子山集序》），有意笼络这位江南名士。时萧绎既已称帝，不甘再当附庸。便于当年七月，派人向宇文泰提出：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宇文泰洞悉萧绎的虚弱，当即决策南进。九月发兵，十一月江陵被困，不过二十来天，江陵城破，萧绎被俘遇害。江陵百姓则横遭屠戮，强健者被分为奴婢，驱逼北上万千良民，冲风冒雪，倒毙于饥寒之中。面对受尽凌辱来到长安的荆州十万父老，庾信这位亡国使臣，其何以堪从此，他人格上发生了分裂，感情上陷入无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一面，他切齿于西魏军对故国的残暴蹂躏一面，他又对长安政权给自己的青睐有所感戴。在长安朝庭上，他要拿出一付那怕是刻板的微笑，甚而唱几句赞歌同时，他又无时不为羁臣身份感到由衷的羞辱。他扼腕抗争：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哀江南赋》）同时，又强为自解：不有所废，其何以昌（同前）他有过不与宇文集团合作，宁为关外人（《率尔成咏》）的念头，甚至发出过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拟咏怀》）的复仇呼叫，想学当年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找个猛士来击杀北周皇帝，但终于没有动作。他进不能，退不甘从宦非宦，归田不田（《伤心赋》），在矛盾中苦度时日。靠江南门阀之家的第一流名士的声望，庾信在长安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北国近三十年中，他虽作过短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但大体上仍然过着清闲的文墨生活。不过，从物质享受上说，他倒没有获得什么。据说，北周明帝很看得起庾信，让他作麟趾学士，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义城县侯，这算是不错的了。四十五岁时，明帝赐给他二百文钱、三十段杂色丝布。这使庾信喜出望外，连忙写了封《谢启》，其中说：某比年以来，殊有匮乏。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这里可能有文学的夸张成份，但相信离事实不会太远。菲薄的物质生活加重了他对江南岁月的追怀，往昔的建邺水，武昌鱼，不时勾起他的故国之思。江南社会，在他的心目中，化成了富足安宁、诗礼和平之乡。他愤懑于南北统治者对这一切的破坏，他景仰那些曾为之奋斗、在救亡图存中作过贡献的英雄，他同情江南父老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苦难遭遇。发为诗赋，他的创作出现了崭新面貌。庾信文风的转变有一个过程。据传，他出使东魏回到南方后，有人问他对北方文坛的看法。他说：只有温子升的一块石头（指《韩陵山寺碑》）还值得一提，薛道衡、卢思道略略懂一点文法，其他全是驴鸣狗吠，不堪入耳一副傲慢面孔，表示着他在用南朝文坛那一套声律词采的要求来衡量北国文坛。事实上，他不仅读了温子升的那篇碑文，还全文抄录了。他并不拒绝吸收北方文化。当他初到北方时，人们以轻艳目之，瞧不起他。他便拿出新作《枯树赋》来给人家看。这以后，人们不仅不轻视他，还纷纷向他请教。朝廷有什么重要文字，也让他把笔。羁留长安后，在不主浮华的北方文化熏染下，他开始把绵绵不绝的亡国之痛，注入广大群众的苦难之中，融进自己的诗赋创作，因而具有一种苍凉悲愤的文风，和前期的轻艳笔调判然划分，形成鲜明对比。庾信晚年，中国土地上的政局又一次处于激烈的震荡之中。他六十四岁时，周陈通好，梁亡以来留寓北方的南人，纷纷遣返。时庚信正任洛州刺史，地处周齐接界的前沿，未能获遣。他本人也没有主动争取：南北两个政权，政治上都是萧梁政权的敌人，对他来说是无可选择的。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门关。稻梁俱可恋，飞去复飞还。（《咏雁》）南北均可，原也不必选择。是年，北周武帝东攻北齐，经过一年半的艰苦较量，攻下邺都，终于灭齐，统一了北中国。庾信对此是欢迎的，他希望由此出现一个安宁的局面。谁知宇文邕不久去世，昏悖的宇文赟登台，倒行逆施，戕害异己。庾信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对北周政权的前途作了十分大胆而又准确的预言：季友之亡，鲁可知矣齐丧子雅，姜其危哉（《齐王宪碑》）果然，两年之后，杨坚就推翻北周，建立隋朝。庾信于581年死去，时六十九岁。庾信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创作思想愈益明确，创作力也显得异常旺盛。他在六十岁上下，曾为宇文招的文集写过一篇序，其中对往古的文学史作了个简括的回顾：昔者屈原宋玉，始于艾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至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他是把楚辞、古诗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其文学价值的，而对魏晋以下的文风，则颇有微词。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斟酌雅颂，谐和律吕的要求，这就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了综合性的美学见解。应该说，这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自我总结，也是对前期轻艳文风的自我否定。在经历了生活的巨大坎坷之后，他把自己的创作体会，凝结成两句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哀江南赋序》）不同于萧纲抒写情性的主张，他看到了创作和社会生活的某种联系。他后半生凄凉孤苦，屈辱流离，是那个乱离时代的穷者，也是劳者，他有无法抑止的创作冲动。他要记录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抒写时代的苦难与辛酸，向历史、向社会宣布他对五十年兴亡变迁的评判。于是他以大致相同的题材，写成了《拟联珠四十四首》一组骈文、《拟咏怀二十七首》一组五言诗之后，又在去世前两年，完成了《哀江南赋》的创作。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各臻当时的艺术高峰，的确是不小的成就。唐代诗人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对庾信创作道路最精辟的评价。
